Friends in Need are Friends Indeed: the Effects of Social Ties between Financial Analysts and Mutual Fund Managers
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报告会于2014年9月16日上午9点半在会计学院206报告厅召开。本次学术报告会邀请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杨勇教授作论文报告，论文的主题是“Friends in Need are Friends Indeed: the Effects of Social Ties between Financial Analysts and Mutual Fund Managers”。报告会由会计学院黄俊老师主持，李增泉、薛爽、周波、曾庆生、董慧等老师和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讨论。
杨勇教授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Associate Professor，研究兴趣集中在财务信息披露、分析师和内部人交易行为的研究，已经在全球顶尖会计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等发表多篇论文。同时，他曾担任The Accounting Review,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等多种重要国际期刊评审工作，并主持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多项学术课题。
杨勇教授报告的工作论文是研究中国资本市场上财务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经济后果。杨勇教授从近日中组部发文要求官员退出EMBA商学院谈起，来说明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政商关系等社会联系，然后举例中国资本市场上陆文俊、高善文等，进一步说明在资本市场上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杨勇教授还举例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儒家“仁”的思想来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对于朋友和人际关系的重视。反观当代，杨勇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短缺经济状况更加强化了社会关系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关注社会关系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在资本市场等多个经济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资本市场中，证券公司的财务分析师和作为买方的基金经理之间存在社会关系（social ties）吗？这种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双方在资本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二者的社会关联会带来何种经济后果？杨勇教授认为现有文献都没有合理的解释，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机会。
杨勇教授接着从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研究贡献、研究假说以及研究结果等方面详细报告了这篇工作论文。杨勇教授谈吐幽默、为人亲和，整个报告中与会者热烈讨论，气氛融洽。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关系的国家，文献研究发现关系在法制薄弱的制度环境中可以赢得信任、鼓励信息分享和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尚早，较不成熟，财务分析师在散户交易为主的证券市场上话语权较大，以往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管理层和投行业务等会导致分析师分析的偏差，那么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买方基金经理的关系会影响其分析意见吗？在此研究动机下，杨勇教授在这篇论文中，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是否在同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来度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先研究了与非关联分析师相比，社会关系的存在是否影响分析师对于关联基金经理持股发表的分析意见的可靠程度；由于关系存在双方互惠性，论文进一步检验了社会关联对分析师在明星分析师评选中的影响，以及对于证券公司交易手续费的影响，以此来证明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由于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利益交换。
中国资本市场主要是模仿美国的制度，甚至是明星分析师评选制度中美也是类似的，显然上述的研究问题在美国也是存在的，那么研究中国的问题有何特殊性呢？杨勇教授接着阐述了中国市场上社会关系问题的特殊性。首先，从古至今，关系在中国社会是尤其受到重视的，即使西方国家也广泛存在着对“connection”的关注，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中关系作用如此之大；其次，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是相当薄弱的，这可以更加容易检验关系的存在和经济后果。杨勇教授还向与会者分享了其导师的告诫：在黑暗中用手电筒要寻找一根针，同时在路灯下可以找到同样一根针，那为什么不在明亮的路灯下寻找呢？
对于资本市场上分析师、基金经理和上市公司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上市公司和分析师的关系、上市公司和基金经理的关系，杨勇教授在这篇文章中的工作主要聚焦于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作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中介和财务中介，二者的社会关系及其经济后果是有影响的，杨勇教授的论文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对于认识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社会网络中利益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杨勇教授论述了文章的三个主要假说：假说一，在基金经理建仓一只股票后，与没有社会关系的分析师相比，有会关系的分析师更倾向于发布乐观消息；假说二，如果一个分析师与越多的分析师建立社会关系，越有可能被评为明星分析师；假说三，如果一家券商有与基金经理存在社会关系的分析师，那么券商更有可能从基金经理那里获得交易佣金。
杨勇教授最后自信地报告了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资本市场上，分析师倾向于对与自己有社会关系的基金经理持有的股票发布乐观意见。作为关系的回报，基金经理倾向于将明星分析师选票投向与其有社会关系的分析师，也会向分析师所在券商支付更多的交易手续费。而市场对于这种偏差报告会做出反应。
报告中的主要问答如下：
Q：分析师发布乐观报告的成本是什么？
A：可能主要是声誉成本，但是分析师在预期收益下还是会发布乐观报告。
Q：实务中，分析师意见的做出不仅仅是个人决策，还需要整个部门做集体决策，那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会起作用吗？
A：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券商的因素，同时这种部门决策也不影响社会关系的作用路径。
Q：美国也是存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这种关联的，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市场？
A：中国经济运行中关系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市场检验关系的作用更能得到显著和稳健的结论。
Q：机构投资者对于分析师报告的可靠性也有要求，一味乐观的报告不具有可靠性。
A：中国交易市场散户为主的交易结构不同于美国，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合谋谋求价差收益更符合机构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