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科研成果简报
2011年第2期（总第22期）2012年1月
一、 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
《所得税制变化与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研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
（2）主持者：王延明
（3）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4）项目批准日：2007年11月
（5）预期完成期限：2010年12月
（6）项目批准号：07JJD630006
二、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收集和阅读了大量文献，进行理论分析，建立模型，不断完善研究设计。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收集了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陆续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鉴于研究过程中，样本收集、数据录入和发表周期历时较长，本课题将推迟至2013年年中结项。目前的六项阶段性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税务研究》、《财经研究》、《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
阶段性成果一：消费课税的收入分配机制及其影响分析，《税务研究》，2008年7月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日益显著,消费课税体系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十分重要。本文在分类数据基础上,对一般消费支出课税的税负归宿状况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现行消费税制的收入分配作用予以评价,指出应进一步增强消费课税杠杆在该领域的矫正功能及导向作用。
阶段性成果二：真实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透明度研究——基于遗漏变量与互为因果的内生性检验分析视角，《财经研究》，2009年1月
文章旨在考察真实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时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采集了深圳证券交易所2004-2006年共1 482个样本上市公司的观测值,以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代表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进行实证检验,分别采用Ordereld Probit模型与Probit模型、两阶段回归以及联立方程等方法,考察了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证实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能够积极作用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在控制了由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和由互为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文章的结论仍然成立,进而完成了真实性探索的基本过程及其目的。
阶段性成果三：纳税申报与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税务研究》，2009年2月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其中《企业所得税会计准则第18号》要求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观,强调暂时性差异。2007年底我国颁布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其中也提出暂时性差异,但企业在编制纳税申报表时仍然以利润表为基础,通过对收入和费用的调整,计算应税利润。因此,本文通过对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的分析,认为纳税申报中仍强调时间性差异,税务人员可以利用企业财务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等相关数据检验企业纳税申报的准确性。
阶段性成果四：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3月
本文对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分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较高时,为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程度,管理层会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为了避免利润的下滑,管理层往往违背最初的持有意图,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本文的实证结果为研究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阶段性成果五：美国保险业税收准备金与法定准备金之比较与启示，《税务研究》，2009年12月
本文比较了美国税收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的评估方法及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税收准备金计提方法及其假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保证国家对保险公司进行公平合理征税提供参考。
阶段性成果六：富豪榜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吗？——基于政治成本视角的考察，《管理世界》，2012年1月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实证考察了上榜引起的政治成本上升对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何种影响。我们预期，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将理性地选择“低调”行事，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以尽量规避或减轻公众关注所带来的政治成本。通过对比匹配样本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发现，与上榜前相比，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非富豪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确有显著下降。并且，这种下降在具有原罪嫌疑因而政治成本上升更为剧烈的子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新兴市场国家中政治成本如何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生产过程具有启发意义。并且，本文的富豪榜情境表明，公众负面关注的压力与追溯企业家原罪的威胁也可能是构成政治成本的来源，从而增进和丰富了人们对于政治成本的理论内涵的理解。此外，本文在研究设计与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方面对相关文献亦有改进与拓展。
《制度安排与独立审计治理功能》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
（2）主持者： 夏立军
（3）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4）项目批准日：2009年12月
（5）预期完成期限：2012年底
（6）项目批准号：2009JJD790030
二、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本项目自2009年12月被批准立项后，项目主持人夏立军积极组织课题组成员，讨论项目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分工，落实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课题组收集和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学术文献和中国资本市场政策资料，进行理论和制度背景分析，建立实证模型，不断完善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并收集了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目前已有七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财贸研究》、《财经研究》、《中国会计评论》、《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期刊上。
阶段性成果一：大股东代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欺诈，《财贸研究》2010年第2期
已有研究忽视不同类型信息披露违规的动机差异而将它们混为一体的做法不同,选择一个相对干净的信息欺诈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欺诈的影响因素.统计发现,69%的公司信息欺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且绝大多数是与大股东的关联交易.Loglistic回归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公司信息欺诈可能性越大;民营控股公司比其他公司更容易发生信息欺诈;而董事会特征、地区市场化进程等治理指标则与信息欺诈无关.因此,信息欺诈案例表明,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低,大股东的代理问题越不容忽视;在外部治理环境不改善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民营化未必能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
阶段性成果二：股权流通性改善对审计市场的影响——来自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财经研究》2010年第8期
通过对比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报告情况,文章实证分析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审计市场的影响。我们发现:首先,与股改前相比,股权分置改革后审计市场集中度有所提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比例显著上升;其次,与未股改的公司相比,审计师对股改公司的盈余管理迹象更敏感。总体来看,股改后审计师的独立性与风险意识有所加强。文章论证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促进审计市场良性发展以及完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积极意义。
阶段性成果三：新会计准则研究：分析框架与综述，《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第2期
本文构建了一个新会计准则研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新准则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评论。结合分析框架和对已有文献的评述,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尚需探索和拓展的方向。
阶段性成果四：Do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have economic consequences?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financial constraints，《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年第4期
We present a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explain why,on average,11%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received modified audit opinions(MAOs)between 1992 and 2009.We argue tha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strong earnings management incentives lower firms'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weaken the in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roles of audit opinions.We find that firms'financial constraints eased after receiving MAOs,which suggests that MAOs have limited economic consequences.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phenomenon predominantly exists in government-controlled firms and firms that receive MAOs for the first time.We also find that MAOs have not influenced financial constraints after 2006.Finally,we find that MAOs did not affect borrowing cash flows from banks until 2005,suggesting that MAOs did not start affecting bank financing until that year.We also find that firms receive more related-party financing after receiving MAOs.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limited effect on bank financing and increased related-party financing reduce the effect of MAOs 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阶段性成果五：政企纽带与跨省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政府任职背景这一政企纽带(political connection)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注册地以外的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较高的级别(厅局级以上),而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同时,我们发现,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高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也有助于企业跨省投资。而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高管的政企纽带对异地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阶段性成果六：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影响与决定因素：以北辰实业为例，《会计研究》2011年第8期
以北辰实业为例,本文分析了企业在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之间选择的财务影响及其决定因素。与成本模式相比,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将大幅提高其账面价值,加剧了企业当期净利润的波动。北辰实业在A股年报中采用成本模式,而在H股年报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主要源于以下因素:(1)香港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差异;(2)两地监管机构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态度不同;(3)两地投资性房地产信息披露的差异;(4)资本市场成熟度与投资者的理性程度的差异。最后我们总结了本案例对于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监管层推行公允价值会计与应对会计国际趋同三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阶段性成果七：发审委身份公开、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IPO 公司盈余质量，《审计研究》2012年第1期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7年期间IPO公司财务报告为样本,以2003年我国由证监会遴选执业会计师出任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委)委员的身份公开为背景,研究被证监会遴选执业会计师出任股票发审委委员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有动机提高审计质量,以维护来自政府认可的信任声誉。实证研究发现,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IPO公司财务报告的盈余质量,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均有显著提高。据此推论,来自政府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源于市场口碑的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一样,对享有这些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有明显激励作用。
《我国股票特别处理公司的监管制度、盈余质量和公司价值》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
（2）主持者： 张鸣
（3）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4）项目批准日：2009年11月
（5）预期完成期限：2013年底
（6）项目批准号：2009JJD790031
二、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本课题的前期成果包括2004年发表于《审计研究》的“转型经济中的审计市场需求特征”、2008年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的“State Ownership,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uditor Choice”以及2009年发表于《财经研究》的“独立审计为什么没能发挥公司治理功能”等论文。本课题在负责人前期一系列审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立项规划，对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已经分别在《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会计研究》、《金融研究》、《中国会计评论》、《税务研究》、《财经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八篇研究成果。
阶段性成果一：管制下的独立董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基于中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经验分析，《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0年第3期
本文分别从独立董事改善经营业绩与降低信息风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按证监会要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经济后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声誉机制和人力资本市场竞争无法对独立董事提供有效激励和监督时，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并不能提高经营业绩。但是法律和诉讼风险的约束使得风险回避的独立董事要求降低公司的会计信息风险，并帮助投资者建立有效的风险预期，提高股价中公司特征信息的比例。因此，以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的责权利评价体系，是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现实，有效的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径。
阶段性成果二：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经营业绩-----基于代理问题的分析，《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对我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企业内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以及较薄弱的公司治理导致其多元化会损害经营业绩.本文还对民营企业、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的多元化经营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分别分析了三者所承受多元化折价,并指出了产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阶段性成果三:控股权性质、IPO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
本文研究了在不同金融发展环境下，股权性质差异对公司股票上市后信贷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通过在相对统一的股票市场中发行股票，公司可以降低在相对分割的信贷市场中信息传递成本，增强其债务融资能力，这一信号作用在金融发展程度滞后的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滞后的地区，公司IPO以后债务融资水平显著提高，而且非国有公司通过IPO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在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IPO的严格管制可以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
阶段性成果四：债务重组、退市压力与审计意见，《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第1期
本文以新准则实施后2007年和200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新准则下进行机会主义债务重组的公司主要是已经连续两年亏损面临停牌风险的公司,而一年亏损的公司则对这一极端盈余管理手段的使用比较谨慎,并不倾向于进行债务重组来避免被特别处理。同时,发挥外部公司治理功能的审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察觉这些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由于我国退市制度中没有对审计意见的严格规定,使得审计意见对公司进行机会主义债务重组行为的制约作用较弱。
阶段性成果五：审计师变更时机、年报审计意见分歧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1年第2期
本文从审计师变更时机的角度，全面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师变更问题，以2001至2008年发生审计师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效率观和机会主义动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审计师变更时机选择的因素，以及不同变更时机对审计意见收买、审计师选择和审计定价的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1）审计师变更时机与变更动机直接相关，出于机会主义动机发生的审计师变更，其变更时间较晚，而出于效率观动机发生的审计师变更，其变更时间较早；（2）在财政年度结束以后变更审计师的公司，发生收买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在财政年度结束以前变更审计师的公司；（3）公司越晚变更审计师，选择高质量继任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4）公司越晚变更审计师，被继任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综合本文发现，审计师变更时机是考察审计师变更事件性质及变更动机的重要视角，审计师变更时机与年报审计意见分歧、审计质量等密切相关，这需要引起证券市场参与各方更大的关注。
阶段性成果六：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第2期
本文运用2002—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以公司市场价值与其财务盈利的相关系数(简称为盈利可信度)作为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的替代变量,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审计师变更总体上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盈利可信度;变更前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者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使其盈利可信度下降的程度更大;出于对审计服务级差需求的审计师变更,无论是升级变更还是降级变更公司的盈利可信度均显著高于同级变更的公司,而升级变更为声誉较好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盈利可信度的提高程度最大;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否以及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对于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不强以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识别不足造成的。研究结论同时还说明审计意见分歧、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以及对审计服务的级差需求是我国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包括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在内的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师变更现象,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阶段性成果七：市场竞争、产权安排与企业实际所得税负研究，《税务研究》2011年第5期
根据有效税务决策理论（Scholes和Wolfson，1992），单一最小化税收不一定就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税收仅仅是众多经营成本中的一种，某一税收较小方案的实施可能会带来其他商业成本的增加，即所谓的非税成本。因此，管理层会根据其激励和压力程度，在经营活动及战略中同时考虑税收决策。如果其压力较大、激励较高则会在日常经营及投融资活动中更多考虑降低企业税负的方案，反之则不然。本文认为，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不同，其降低自身税负的激励及成本将具有显著差异，因此企业实际税负也会显著不同。
研究性成果八：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系的手段？《财经研究》2011年第11期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汶川地震后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捐赠后民营企业从政府获得的支持。研究发现,已有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即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在地震后进行捐赠。从经济后果看,捐赠后捐赠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策略性的,其利用捐赠巩固政治关联,从而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
《市场化进程与公司的投资决策》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
（2）主持者： 靳庆鲁
（3）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4）项目批准日：2010年12 月
（5）预期完成期限：2013年12 月
（6）项目批准号：10JJD630006
二、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项目立项后，课题组结合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陆续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目前已有五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知名期刊，包括《经济学（季刊）》、《The Accounting Review》、《财经研究》、《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等。
阶段性成果一：公开市信号对创业投资决策和绩效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卷第1期
本文通过分析470家创业投资机构在1999—2008年间对10个行业的投资决策,发现以创业投资支持的行业IPO数来衡量的公开市场信号显著地影响了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且行业经验越丰富的创业投资机构对公开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越强。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这些创业投资机构在此期间的1 648条投资记录的绩效,发现行业经验作为创业投资机构的重要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地发现公开市场信号带来的投资机会,提高投资绩效。
阶段性成果二：Agency problems and liquidity premium: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ownership reform，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11年2月
Before the split share structure reform, China's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in domestic stock exchanges had two classes of stock: tradable and non-tradable shares. These two classes of stock had the same voting, cash flow, and all other legal rights except that non-tradable shares cannot be transferred at the open markets. From 2005, China implemented the reform to convert all non-tradable shares into tradable. In this reform process, the holders of non-tradable shares had to negotiate with their tradable counterparts to determine how much liquidity premium, or the compensation ratio, to pay the holders of tradable shar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liquidity right.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dentify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price discoun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the percentage of non-tradable shares, the volatility of tradable share price, and the lockup period, that should determine the compensation ratio. We show that most of these facto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determining the compensation ratio. However, the agency problems induced by state and mutual fund ownerships weaken the role of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compensation ratios.
阶段性成果三：Investment Growth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Value, Earnings, and Equity Book Value，《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年3月
Ohlson (1995)的理论模型表明，会计基础变量与公司价值之间是线性关系。但这个模型的局限性是没有考虑投资的灵活性，比较适合评估计划经济时期公司的价值。由于管理层的投资决策具有择机能力，当公司经营比较成功时，会追加投资，也就是执行增长期权；当公司经营比较糟糕时，会削减投资，也就是执行清算期权。我们把管理层投资具有的这种期权特征，也就是实物期权理论，融入到公司价值模型，根据这一理论模型，会计基础变量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我们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投资增长如何影响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也就是管理层投资灵活性所蕴含的价值。
阶段性成果四：Relative Firm Profitability and Stock Price Sensitivity to Aggregate News，《The Accounting Review》，2011年7月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公司在行业中的相对业绩如何影响公司的行业Beta系数。通过借助数量竞争（Cournot）和价格竞争（Bertrand）模型，本文发现：（1）业绩相对越好的公司，其行业Beta越低；（2）当行业面临正面冲击时，这种相对业绩与行业Beta之间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
阶段性成果五：创业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董事会结构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11年第37卷第7期
文章通过对2006-2010年在我国境内首次公开上市(IPO)的658家企业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的分析,探讨了现阶段正蓬勃发展的创业投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相比,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拥有规模较大和内部董事比例较小的董事会。对于外部董事内部结构的分析表明,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董事会中非独立董事的比例显著较大,但独立董事比例却显著较小。回归结果显示,创业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抑制管理层在董事会的地位,但其主要是通过增加非独立董事和扩大董事会规模影响董事会结构,并未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甚至显著降低了独立董事的比例,削弱了董事会的监督功能。
阶段性成果六：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19 (2011)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VC) performance in the Chinese VC market. We focus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VC firms' (VCs') human capital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both VC investments and portfolio companies using logit and Cox hazard models. After controlling for portfolio company quality, domestic VC industry development, domestic exit conditions and a number of other factors,
little correlation was evident between VC performance and foreign VCs' human capital, such as experience, networks and reputation. In contrast, the domestic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is crucial to VC performance. In particular, if an entrepreneur has more general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previously worked for or more special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previously served as a CEO or top manager, a portfolio company is more likely to pull off a successful exit through IPO or M&A, and the VCs are also likely to shorten their investment duration in the portfolio company.
《新会计准则执行效果与经济后果研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
（2）主持人：陈信元
（3）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4）预期完成期限：2011.12—2014.12
（5）项目批准号：11JJD790008
二、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为能较好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围绕研究主题，课题组拟定了详实的研究方案。首先，课题组将收集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认真研读并加以总结，掌握最新的学术前沿，为项目研究打下理论基础。其次，我们将梳理课题研究相关的制度背景，在熟悉相关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就我国新会计准则从颁布、实施到不断完善的整个过程予以认识。第三，课题组拟选取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部门进行实地调研，从实践中增进对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情况和执行后果的了解。第四，针对课题研究主题，确定研究考察样本，多渠道收集相关数据，构建变量衡量指标，展开大量的分析工作。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写作研究论文，投稿国内外期刊，并对项目研究进行总结，撰写研究报告。目前已有三篇研究成果分别刊登于《中国会计评论》、《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报》上。
阶段性成果一：新会计准则研究：分析框架与综述，《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第2期
本文对新会计准则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评论。结果发现，尽管目前学者对新准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对于新准则是否改进了会计信息质量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由于研究期间、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设计的改变，不同的文献得到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对于新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研究较为缺乏。如新准则对银行等债权人或者债务契约的影响，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和变更及审计师的审计程序的影响，对监管者在增发、配股等管制政策中对会计信息使用的影响，新会计准则的网络外部效应等都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本文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分析师、债权人、审计师以及准则制定者等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阶段性成果二：新会计准则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2年第1期。
本文以分析师盈利预测作为研究视角，考察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新会计准则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显著增加，并且对于会计信息中需要管理层主观判断较多的公司及公允价值使用程度较高的公司，其预测误差的增加程度更大。此外，新会计准则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负面影响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加严重。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表明，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分析师的预测分歧也显著增加。
本文提供了国际会计准则在新兴市场国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经验证据，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其次，本文从分析师盈利预测角度，考察了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增进了我们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果的认知。最后，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研究结果对于会计准则制定者、证券监管部门和市场投资者具有启发意义。
阶段性成果三：新会计准则实施五年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首先介绍国际会计准则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即网络外部性理论，并提出我国加入国际会计准则体系后的可能策略，即我国可以从增强适用性与发挥网络外部效用两方面出发，尽可能提高会计信息的效用。我们提出，趋同不等同符合中国国情。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下，学术研究对完善会计准则可能存在的作用和帮助，以及未来研究需求与机会。
一、张奇峰、张鸣、戴佳君，《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影响与决定因素：以北辰实业为例》，《会计研究》，2011年8月
以北辰实业为例，本文分析了企业在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之间选择的财务影响及其决定因素。与成本模式相比，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将提高其账面价值，加剧了企业当期净利润的波动。北辰实业在A股年报中采用成本模式，而在H股年报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主要源于以下因素：（1）香港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差异；（2）两地监管机构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态度不同；（3）两地投资性房地产信息披露的差异；（4）资本市场成熟度与投资者的理性程度的差异。最后我们总结了本案例对于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监管层推行公允价值会计与应对会计国际趋同三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二、李小晗、朱红军，《投资者有限关注与信息解读》，《金融研究》，2011年8月
本文以投资者在不同周期阶段中有差异的关注程度作为切入点，基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有限关注”理论，以投资者的立即反应和滞后反应为标版，考察了投资者关注程度对其解读信息能力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投资者关注程度不足时，对信息的即时解读效率降低，解读滞后增加；反之，当关注程度增加时，即时解读效率提高，解读滞后减少。投资者关注程度所影响的仅仅是信息传播和解读的效率，从长期来看，不会影响信息传播和解读的效果。另外，投资者关注在股市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出现有差异的波动，与熊市阶段相比，关注程度对于信息解读的影响作用在牛市阶段会得到进一步放大。同时，新准则的采用增强了投资者对于信息的理解，提高了信息在市场中的传播速度，资本市场效率得到显著增加。
三、Yuanpeng Li, 牛建军, Ran Zhang, James A. Largay III,《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he Accrual Anomaly: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2011年9月
中国市场基于会计数字的“退市监管”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1）基于监管的盈余管理和（2）基于市场压力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基于市场压力的盈余管理造成了应计异象(Sloan, 1996)，而基于监管的盈余管理并没有造成应计异象。在本文的初始研究中没有区别盈余管理类型，结果无法发现应计异象，显然我们这不能基于这个初步的研究结果推断出中国资本市场比美国的资本市场更有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按应计分成十组后，在本文样本中会计应计最小的组合存在大量的有可能采取了“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为的亏损公司，这极有可能是由于退市监管造成的。随后，我们从样本中删除了这些受到盈余管理影响的样本，我们发现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应计异象。从中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的退市监管扭曲了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的分布，并影响到了市场对会计应计的定价，从而使得应计异象研究受到影响。以上结论特别对新兴市场上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具有参考价值。
四、田野、陈全，《审计师变革的经济后果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9月
本文运用2002-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以公司市场价值与其财务盈利的相关系数（简称为“盈利可信度”）作为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的替代变量，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审计师变更总体上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盈利可信度；变更前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或者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使其盈利可信度下降的程度更大；出于对审计服务级差需求的审计师变更，无论是升级变更还是降级变更公司的盈利可信度均显著高于同级变更的公司，而升级变更为声誉较好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盈利可信度的提高程度最大；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否以及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对于审计师变更的经济后果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不强以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识别不足造成的。研究结论同时还说明审计意见分歧、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以及对审计服务的级差需求是我国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包括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在内的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师变更现象，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五、黄欢、丁戊，《我国证券分析师预测代表市场预期的能力提高了吗？来自年报信息市场反应检验的证据》，《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9月
本文以集中发布了分析师行为规范的2005年为转折点，参考对比随机模型和管理层预测，在年报公布后的长窗口内检验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代表投资者盈利预测的能力是否有所提高。结果表明，在2005年之后，伴随着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高，其代表市场预期的能力也有所提高，这从投资者认同的角度解释了我国分析师行业的逐步规范和发展。本文的发现还表明，相对于管理层预测和随机模型的预测而言，分析师预测可能是更合适的市场预测替代变量。
六、王少飞、李增泉、朱其芬，《政商关系、家族继承与企业绩效——基于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案例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1年9月
本文以家族企业继承为分析视角，运用资产专有理论研究了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成因及经济后果。本文认为，作为对转型经济中政府垄断配置资源的适应机制，非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是部分民营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由于这种专属企业的无形资产存在较高的界定和监督成本，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向职业经理人的转让存在困难，此时家族继承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同时，由于该专有资产的非人格化特征，家族传承也不会导致企业绩效的必然下降。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案例提供了支持上述观点的经验证据。本文为理解我国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论对理解转型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七、刘浩、杨尔嫁、麻樟城，《业绩承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以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管理为例》，《财经研究》，2011年10月
与以往对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主要集中IPO、再融资和扭亏等不同，文章以股权分置改革中业绩承诺公司为样本，试图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新动机——业绩承诺。研究发现：（1）业绩承诺公司存在调高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在盈余管理方向选择上倾向于采用非经常性交易；（2）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时，民营企业的大股东向小股东股份越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越严重。文章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已经结束，但是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中要求业绩承诺的偏好不断加强，管制可能持续诱发上市公司新的盈余管理。
八、薛爽、肖星，《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系的手段？》，《财经研究》，2011年11月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汶川地震后捐赠行为的影响，已经捐赠后民营企业从政府获得的支持。研究发现，已有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即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在地震后进行捐赠。从经济后果看，捐赠后捐赠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策略性的，其利用捐赠巩固政治关联，从而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
九、张天舒、黄俊，《声誉、政治关系与企业垂直整合》，《财经研究》，2011年12月
文章针对我国经济转轨的实际，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声誉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垂直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较易与利益相关者订立合约，声誉良好企业垂直整合的程度较低；相反，政治关联企业更有动机和能力通过涉足上下游产业来攫取垄断利润，从而垂直整合的程度较高。基于制度环境的分析显示，声誉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垂直整合的影响在弱制度环境下更为明显。此外，公司所有权也影响了声誉、政治关系与垂直整合见的关系。声誉良好的民营企业表现出更低的垂直整合度，而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进入上下游产业的动机更强。
十、朱凯，《现金分红、税收成本与“管制悖论”》，《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1年12月
本文首次系统性检验了现金红利税收成本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决策的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我们发现，2005年6月13日，伴随现金股利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显著提高，说明现金股利的个人所得税是影响股票定价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检验了现金分红监管政策的有效性。2008年10月9日，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将现金分红比例提高到30%，不分红公司的股票却表现出更高的超额收益率。我们认为，由于税收成本的存在，单方面改变现金分红的监管政策未必是符合投资者的需要。因此，充分认识监管政策所面临的各种制度环境，才能够确保监管政策符合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
十一、李增泉，《基金治理能够吸引投资者吗?——基于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象”的实证检验》，《中国会计评论》，2011年12月
基金的可赎回权是投资者减少基金代理问题的重要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6—2010年中国偏股型开放式基金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基金治理机制越弱,基金投资者会越倾向于在基金业绩较好时赎回其持有份额,即产生基金净流量,基金内部治理机制的改善可以减轻负相关关系,从而有利于基金规模的健康发展。本文的经验证据一方面表明基金投资者的赎回权是重要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基金治理机制的改善是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的必有之径。
十二、黄俊，《家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11年12月
利用2005至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严谨的家族企业定义，本文深入考察了转型时期我国家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发现，在弱产权保护环境下，家族控股对公司会计信息的生成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的，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会计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较差，对亏损的确认更不及时。本文研究表明，当法律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力时，与其他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弱化了家族股东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动机，由此造成家族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显著差于非家族企业。
十三、王兰芳，《Economic Freedom and 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Performance》，《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1年12月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VC) performance using a large sample of 10,205 cross-border VC investments by 1906 foreign VC firms (VCs) in 6535 domestic portfolio companies. We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 domestic country's economic freedom on the performance of both VC investments and portfolio companies using a probit model and the Cox hazard model.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related factors of domestic countries, portfolio companies, VCs and the global VC market, as well as year and industry fixed effects, we find that a domestic country's economic freedom is crucial to cross-border VC performance. In particular, in a more economically free country, as measured by the raw values of, quartiles of or the ranking in 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IEF), a foreign VC-backed portfolio company is more likely to pull off a successful exit through an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r an M&A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d a foreign VC firm is likely to spend a shorter investment duration in the portfolio company. We also identify interesting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any other level factors of domestic countries, portfolio companies, VCs and the global VC market on cross-border VC performance.
十四、刘浩，《独立董事：监督还是咨询？——银行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信贷融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1月
监督还是咨询?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一直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本文依据已有的文献,总结出独立董事监督和咨询角色的理论框架,并以银行背景独立董事这一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讨论独立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实际作用。利用沪深两市2001～2008年的数据,本文发现:(1)银行背景独立董事咨询功能的发挥较为明显, 企业的信贷融资得到改善,但监督功能没有明确的体现,甚至较其他独立董事更弱。(2)在信贷寻租更严重的情况下,即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和银根紧缩的时期,银行背景独立董事的咨询功能发挥更为明显,所在的上市公司获得了更多的信贷。本文的研究说明独立董事对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是有作用的,但对于那些具有关系型资源的独立董事来说,更可能扮演咨询者的角色。
十五、何贤杰，《Challeng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in Emerging Markets：Evidence from China Challeng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in Emerging Markets：Evidence from China》《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2年1月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ccounting literature. First, our findings add to the literature on IFRS adoption by showing that, in emerging markets such as China, the intended benefits of improved transparency through FVA implementation may fail to materialize or, wors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uch as more earnings management may arise. This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accounting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direct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a country’s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accounting standards. We show that IFRS, an accounting system oriented towards provid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may not fit with environments in which accounting plays a powerful contracting role in government regulations. We also show that the lack of active markets for non-financial asse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provide firms with opportunities to employ FVA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Finally, our evidence sheds light on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merits and limitations of FVA, and may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setters.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办公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