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8日下午，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主办的学术报告会在会计学院106室顺利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图副教授为师生们带来了题为《Audit Adjustment, Management Disclosure, and Auditors' Key Audit Matter Decisions》的精彩讲座。本次报告由会计学院杨馨老师主持，黄继章、侯青川、邱月、生沛澍、薛爽、阴慧芳、Kirill Novoselov等教师，以及十余位硕博士研究生出席了本次学术交流。
一、研究背景：关键审计事项
近年来，全球各大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相继推行了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KAMs）或重大审计事项（Critical Audit Matters, CAMs）的改革。这一举措旨在打破传统审计报告“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通过揭示审计过程中最重要、最富挑战性的领域，为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具增量价值的信息，从而缩小信息不对称的鸿沟。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似乎存在差距。有证据表明，KAMs/CAMs的实际信息含量并未完全达到预期，且审计师报告的平均事项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PCAOB甚至在2024年启动专项研究，以探寻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项研究应运而生，它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复杂的审计实务中，审计师是如何整合审计过程中获得的关键信息，最终做出KAM决策的？
二、核心故事：围绕重要性展开的博弈
徐图副教授报告的工作论文通过一项精巧的实验，深入探究了在审计报告日益强调透明度的今天，究竟是哪些“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Key Audit Matters, KAMs）的判断与披露。这项研究揭示了审计师在决定是否将某一会计问题列为KAM时，所面临的一场围绕“重要性”认知的无声博弈，故事中有两个关键的、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内容：第一，审计调整（Audit Adjustment）。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错报，以及与客户管理层协商后决定要求更正（进行调整）或予以豁免（waive）的决策。第二，管理层披露（Management Disclosure）。公司管理层在年度报告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等章节中，对关键会计估计等问题的主动披露。
这项研究构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场景，即当审计师发现一笔金额上“不重大”（quantitatively immaterial），但性质上存在模糊空间（qualitatively ambiguous）的错报时，会发生什么？例如，一项关于新产品保修费用的估计。此时，审计师面临一个关键抉择：是要求客户调整账目，还是豁免这项调整？徐图副教授指出，这个“豁免”或“不豁免”的动作，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当审计师决定豁免一项调整时，即便只是因为金额不大，也可能在潜意识中给自己传递一个信号：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这种降低了的重要性感知，可能会顺理成章地导致审计师认为该问题不足以构成一项需要向外界披露的KAM。然而如果此时，公司管理层主动告知审计师，他们计划在MD&A中详细讨论这项保修费用的估计复杂性。这又会传递一个截然相反的信号：连管理层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专门拿出来说，说明它确实具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或许它真的很重要。
因此，审计师的KAM决策，就处在这两个潜在信号的拉扯之中。这项研究的核心，就是解开审计调整、管理层披露以及审计师自身经验水平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
三、研究发现：围绕重要性展开的博弈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徐图副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与两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对121位经验丰富的审计合伙人与经理进行了一项2x2x2的组间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其研究假设：
1. “豁免调整”效应显著存在，但仅限于合伙人：研究发现，对于审计合伙人而言，当一项金额不重大的审计调整被豁免时，他们将该会计问题认定为KAM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在没有管理层披露的情况下，豁免调整组的KAM披露率仅为6.7%，而未豁免组则高达56.3%。这表明，豁免调整的决策确实会降低合伙人对问题重要性的感知。
2. 管理层披露的“缓冲垫”作用：当管理层计划对同一问题进行披露时，上述“豁免调整”效应便消失了。此时，无论调整是否被豁免，合伙人做出KAM决策的比例趋于一致。这说明，管理层的披露意向如同一块“缓冲垫”，有效抵消了豁免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心理暗示，提醒合伙人该问题依然具有显著性。
3. “经验鸿沟”：以上所有效应仅在审计合伙人（及总监）群体中存在，而对审计经理群体则完全没有影响。审计经理的KAM决策不受审计调整（豁免与否）或管理层披露（有或无）的影响。这揭示了合伙人作为最终决策者，其决策模型更为复杂，更能整合多维度的信息，也更容易受到这些微妙信号的影响。
4. 直觉而非审慎思考在起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合伙人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补充研究。他们让合伙人同时面对“豁免”和“不豁免”两种情景并做出判断。在这种迫使他们进行审慎对比和分析的情况下，审计调整的影响消失了。这一结果有力地表明，在最初的实验中，合伙人的决策更多是基于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专家直觉（expert intuition），而非刻意的逻辑推理。他们的“第六感”自动地、无意识地将审计调整的信息整合进了对KAM重要性的判断中。
四、影响机制：“重要性感知”作为核心中介
研究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证实了其理论故事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审计调整、管理层披露和审计师级别这三者的交互作用，并非直接作用于最终的KAM决策，而是通过影响审计师对该会计问题 重要性的感知（Significance Perception）来间接实现的。
整体影响链条如下：对于审计合伙人而言，豁免调整→ 感知到的重要性降低 → 降低披露KAM的可能性。而当管理层披露存在时，管理层披露 → 提升了感知到的重要性 → 抵消了豁免调整的负面影响 → KAM决策不受豁免影响。
审计经理由于经验相对较少，尚未形成将这些因素与“重要性”进行直觉关联的成熟心智模型，因此他们的重要性感知和最终决策均未受到影响。
五、实践启示
对审计师事务所而言，事务所应意识到KAM决策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审计过程中的其他关键决策（如审计调整）以及与客户的互动（如审阅管理层披露）紧密相连。事务所需要警惕豁免“小额”调整可能带来的“无意中”降低KAM报告可能性的风险，并加强对审计师的培训，使其认识到这些潜在的认知偏误。
对公司管理层而言，管理层需要认识到其自身的披露行为可能会影响审计师的报告决策。主动披露一项复杂的会计估计，虽然能提升透明度，但也可能增加该事项被列为KAM的概率。因此，管理层与审计师之间就披露策略进行坦诚、前瞻性的沟通至关重要，以共同塑造一个信息量均衡、协调一致的年度报告。
对准则制定与监管机构而言，在评估审计报告信息含量时，必须采取一种整体性视角。管理层披露要求与审计师披露要求之间存在重叠和互动，孤立地看待任何一方都可能忽视其联动效应。未来的准则修订或监管审查，应充分考虑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以确保改革真正达到提升市场透明度的最终目的。
在徐图副教授的报告过程中，薛爽教授提出了在中国场景下审计师的一些行为特征，与其研究中泰国审计师合伙人行为特质的不同性。而阴慧芳教授则在文章的作用机制缓解提出了疑问并获得解答。学术报告会的最后，与会教师与同学们围绕该研究的设计、发现及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如美国CAMs制度下）的适用性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这项研究为理解审计师这一“理性经济人”在复杂制度环境下的判断与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见解。
供稿供图：2024级沈弘毅